第一教育 | 王健：AI想消灭痛苦，可教育偏偏靠痛苦活着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后来想明白了一个道理：AI的逻辑和教育的逻辑，可能就是反着的。

在商业世界里，技术进步的目的就是消灭痛苦。网约车消灭了找车子的焦躁，外卖消灭了做饭的繁琐和洗碗的烦恼，导航软件消灭了不认识路的慌张，移动支付消灭了找零钱的麻烦。这很好，这是技术的便捷，也符合人性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本能。毕竟，谁不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呢？所以经常有人开玩笑说，推动世界的进步是懒汉和馋鬼，因为要追求更便捷更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才去不断革新技术、发明创造。这话从生活的角度去听，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可教育偏偏是个异类。

在这颗星球上，教育可能是唯一“贩卖痛苦”的。教育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主动寻找痛苦、拥抱痛苦并穿越痛苦的历史。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人的智力增长，本质上就是大脑神经元在深度思考中被磨损、被撕裂、再重组、再发育的过程。没有那一下“卡壳”，没有那一段“打破头也想不出来”的抓狂，新的神经连接就建立不起来。痛，是思维发育的“助产士”。

疼痛非但不是教育的副作用，它反而是教育的工作母机。这就像健身，每次举起杠铃之前，机器就把杠铃拿走了，说“太重了，我来帮你练吧”，那我们的肌肉怎么能长？我最近在逼着读高一和六年级的两个儿子在家练臂力棒，他俩龇牙咧嘴地带着痛苦使劲掰棒子，还抱怨我。可过了一阵子他们发现自己肩臂的肌肉越来越结实时，他俩都咧开嘴笑了。现在已经不需要我天天监督，一有空，他俩就“痛并快乐着”去掰臂力棒，还互相比学赶帮超。我想，这大概就是教育和成长的样子。

韩裔德籍哲学家韩炳哲在他的著作《妥协社会》里把这件事说得很透。他认为当代社会已经由数字秩序促成了“妥协社会”——我们利用现代技术，试图制造各种各样的生命“舒适区”，让生命在温室里没有痛苦地成长。在妥协社会里，为了舒适以及继续享受舒适，我们将自己最宝贵的一些东西作为交换——放弃精神上的成长，放弃对存在的触及。

这话说得真狠，也真准，也真扎心。我们以为AI是在帮孩子，其实是在用一种无比温柔的方式，剥夺他们主动成长的权利。我们为了迎合孩子的舒适，为了追求优绩的最大化，把那些最珍贵的、能让人变得坚韧的东西，那些挣扎、那些纠结、那些甚至带有痉挛的痛苦，统统剔除了。

现在的孩子好像很脆弱，极易痛。考试失利，哭三天。被老师批评一句，闹退学。和朋友闹矛盾，抑郁一学期。不是因为他们脆弱，而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痛”过。他们习惯了平滑，习惯了顺畅，习惯了“一键解决”，他们的一些人甚至还相信生命可以“一键重启”“一键再来”。一旦遇到真实世界里那些无法被算法优化的粗糙、阻滞和痛苦，他们就崩溃了。那些过去被父母视为成长必修课的磕磕绊绊，如今成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

有的父母甚至为了孩子在学校所经历的正常的稍微有点粗糙的人际磨砺就歇斯底里。韩炳哲管这叫“超敏感性”——因害怕痛苦而生的敏感，越怕痛，越敏感；越敏感，越觉得到处都是痛。最后，一点正常的波澜都能被放大成惊涛骇浪。

我声明，我不想回到石器时代，我也不是反对AI。AI是个好工具，但它不能成为教育的主宰。因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一个高效的问题解决者，而是培养一个完整的、有韧性的、能承受生命之重的人。韧性不是“教”出来的，是“痛”出来的。就像肌肉只有在经历高强度负荷后才能生长，灵魂只有在痛过之后才能变得厚重。

说到这里，我得把话说清楚，免得有人误解。我很怕有些人拿着我的观点为所谓的违背正常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苦学”来做背书。我说的“痛”，不是“内卷”。不是那种透支兴趣、机械重复、把人当机器的苦学。那种苦，我一样是坚决反对的。

内卷的痛苦和教育的痛苦，本质上是两回事。内卷的痛苦是低水平的重复，是把你按在水里不让你畅快地呼吸；而教育的痛苦是向上的攀登，是你自己选择去爬一座山，虽然很累，但你知道，山顶有风景。内卷消耗人，而教育是生长人、造就人。这个边界不能模糊。

韩炳哲说的“痛感”，恰恰是那些能警醒我们生命的东西。它让我们关联自我与他者，关怀自身的身心，而不是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被消耗。我们反对的是用AI技术消解一切障碍，让生命变得平滑、无感、平庸；但我们同样反对用机械的题海战术把孩子训练成解题机器。那是一种“伪痛苦”，没有生长，只有磨损。

真正的“痛感教育”，是让孩子在面对一个真实的难题时，能坐得住，能想进去，哪怕真想不出来，也愿意再想一会儿。是让他在写作文时，体会到“三年得两句”的煎熬，而不是用AI三秒生成一篇辞藻华丽但空洞无物的范文。是让他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然后在某个瞬间突然灵光一现，体会到那种狂喜。而没有前面的痛，就没有后面的喜。

但AI正在制造“妥协社会”和生命“舒适区”的严重性，还不止于个人的思维萎缩。

香港中文大学郑永年教授最近在他的文章《独思录：“文明叙事”为什么如此重要？》里谈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说，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科危机，表面上是学科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明危机”。什么意思呢？一个文明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它必须有能力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技术一直在进步，但人本身的价值在哪里？如果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必须对齐——不能光知道怎么干得越来越快，还得知道为什么干、干了之后人往哪里去。

西方文明从启蒙运动开始，就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但问题在于，这个“理性”在后来的工业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被越定义越窄，越定义越薄。一开始理性还包含着道德、审美、判断力，后来慢慢被简化成了计算能力、效率指标、数据优化。到了今天，AI时代的技术加速主义，更是恨不得把一切人文价值都变成可以量化的参数。郑永年说，当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完全主导了社会变化，而人文社科成了它们的“帮凶”，不再有能力提出“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老问题时，文明就真的危险了。他提醒我们警惕科技右翼正在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新上帝——AI，而在一个无需劳作和思考的“新世界”，人和动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把这个逻辑拉到教育里看，就很清楚了。

所谓的AI助学系统给孩子的“精准推送”，本质上是把知识切碎、磨细、去刺、去核，变成流质食物。孩子吃下去不费劲，但他的思维牙齿退化了。这还不算完。更深的问题是：当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想不通、说不清、但又死活想弄明白”的痛苦，他长大之后，怎么可能去追问那些更大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好的生活”“我这一辈子到底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是没法被算法优化的。它们需要一个人在困惑里泡很久，需要他耐得住那种没有答案的焦虑，需要在看似“低效”的徘徊中慢慢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如果我们用AI把所有这样的痛苦都提前清除了，那我们就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培养一种非常听话、非常高效、但完全没有内在方向感的“工具”。郑永年说，西方文明的危机就在于工具理性彻底压倒了价值理性。我们今天如果继续用技术奶嘴喂饱孩子的大脑，让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体验价值的困惑和思考的痛苦，那我们就不是在避免危机，而是在亲手制造一场更大规模的文明失语。

我很想拜托我们的中小学老师能够坚持做一件事：在我们的课堂上，刻意保留一些“不顺畅”和“卡壳”。

譬如我们有时候要让学生在没有网络的环境里写作文，尽量留一些作文当堂写而不是带回家。家里是有网络环境的，我们要刻意逼孩子跟自己的词汇量搏斗（这和我们提倡支持孩子们依靠网络和AI完成跨学科学习和挑战性的探究性学习来解决实际问题的那种学习并不矛盾）。

我们也可以故意把难题留到下课铃响的前一分钟，让他们带着“未完成”的纠结离开教室。我们也可以在课堂上讨论到最热烈的时候突然沉默，让他们自己在冷场里挣扎。这叫把痛的权利还给孩子。

我知道，可能会有人说我这是提倡“没苦硬吃”。但是我真的担心那些AI替我们代劳所造成的“痛苦”（也许代劳的当下，我们获得的是舒适和所谓的便捷），终有一天会以另一种“回旋镖”的方式还回来——可能是面对真实世界时的束手无策，可能是遇到挫折时的崩溃，更可能是整个一代人丧失追问意义的能力。

韩炳哲说，痛苦即关联。拒绝一切痛苦状态的人，是没有关联能力的。一个从未痛过的灵魂，就像从未被风吹过的水面，平滑，但死寂。

教育如果只剩下舒适，那它就只剩下了平庸。

作者系球吧网直播网教务处长，教育学院教授、博导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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